□　郝 佳

　　為進一步統(tǒng)一涉彩禮糾紛案件裁判標準，積極回應司法實踐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fā)布了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涵蓋了多個社會關注度高、具有典型意義的糾紛情形：既包括購車款等大額給付的性質認定、日常消費支出與彩禮的區(qū)分，也涉及“閃婚”后拒絕共同生活以及長期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等情形下的彩禮返還規(guī)則。

　　彩禮作為我國傳統(tǒng)婚嫁習俗，本是男女雙方及家庭間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承載著雙方對締結婚姻尤其是對婚姻穩(wěn)定持久的美好期許。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彩禮的形式與內容也發(fā)生了諸多變化，除傳統(tǒng)禮金外，當前還存在給付購車款、購房款等大額款項的行為。此外，彩禮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區(qū)在彩禮種類、項目上差異顯著，這也導致彩禮的認定標準在司法實踐中長期難以統(tǒng)一，成為困擾審判工作的難點。此次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不僅重申了給付目的系彩禮認定的核心要素這一原則，更向社會傳遞出鮮明的價值導向：倡導和諧誠信的現(xiàn)代婚戀新風，推動彩禮回歸傳統(tǒng)習俗的情感本質，讓愛與尊重成為婚姻關系的主基調。

　　司法機關對彩禮的認定，始終緊扣“以締結婚姻為目的”這一核心，著力厘清表象與本質，抵制將婚戀異化為經濟博弈。例如在案例一中，李某承諾在趙某為其購車后辦理結婚登記，趙某遂支付購車款。趙某給付購車款的行為具有明確的以結婚為目的的意思，李某答應買車后辦理結婚登記亦是一種對締結婚姻的承諾。法院據此認定該購車款具有彩禮性質，這一裁判正是基于對給付行為目的的精準判斷，彰顯了司法對誠信婚戀觀的倡導與維護。

　　彩禮蘊含著情感表達，但并非所有基于情感表達或以促進感情為目的的給付都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彩禮。案例二中，劉某在同居關系結束后，要求張某全部返還的款項系日常多次轉賬形成，其中包含特殊含義(如“520”)的轉賬，且雙方互有轉賬，張某亦有生活消費和為劉某購買衣物、充值話費等支出，人民法院據此認定轉賬系用于雙方共同生活開銷，對劉某要求張某返還轉賬的主張不予支持。司法機關通過厘清彩禮與戀愛期間日常消費支出的區(qū)別，引導婚戀回歸情感本質，避免物質化衡量親密關系。

　　此次典型案例的發(fā)布，也再次彰顯了司法機關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嚴厲打擊婚騙行為的堅定立場。案例五涉及詐騙罪，也是三批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中唯一的刑事案件。本案中盧某以相親、訂婚為名，通過索要見面禮、結婚彩禮、借款為由，先后騙取胡某、李某等8人財物共計63萬余元，并伙同其母親共同騙取李某、李某乙等7人財物共計45萬余元。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發(fā)現(xiàn)，盧某身涉多起彩禮糾紛，且受案時間集中、部分交往時間存在重合。經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查實盧某存在以相親、訂婚為名騙取財物行為，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后，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盧某犯詐騙罪，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該案的辦理，體現(xiàn)了司法機關對騙婚等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的鮮明態(tài)度，有力維護了社會誠信與公序良俗。

　　婚戀關系是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婚戀觀更是社會價值觀的直接反映。司法的一紙裁判，既是圍繞個案糾紛的定分止爭，更是對社會風氣的引導塑造。這些案例以鮮活的司法實踐向社會公眾明晰彩禮的認定標準、厘清了彩禮與日常消費的法律邊界，明確了借婚姻索取、騙取財物等行為的法律后果，推動法治成為婚戀關系的“壓艙石”。這既是人民法院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以司法力量助推移風易俗的具體行動，更是為構建健康文明的新型婚戀觀、涵養(yǎng)清朗的社會風氣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期待社會公眾能以這些典型案例為參照，增進對涉彩禮糾紛裁判規(guī)則的理解與認同，自覺抵制婚戀中的物質化傾向、摒棄婚嫁陋習，主動遠離婚戀欺詐等違法行為，讓彩禮回歸“禮”的本質、讓愛與尊重成為婚姻的底色，攜手營造健康、文明、和諧的婚嫁新風尚。

　　(作者系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