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日電 題：為何說中國西北民族地區(qū)“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專訪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滿珂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中國西北民族雜居地區(qū)各民族的文化交融現(xiàn)象俯拾皆是。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滿珂在近年的田野調查中發(fā)現(xiàn)，當地各族民眾不約而同提到“各民族是‘染’(西北漢語方言，意為深度聯(lián)系在一起，不可分離)在一起的”。

　　為何西北民族地區(qū)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節(jié)日、禮儀、信仰、語言等方面存在諸多文化交融現(xiàn)象？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之間有哪些必然聯(lián)系？時代變遷又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創(chuàng)造了哪些新條件？滿珂日前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西北民族地區(qū)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節(jié)日、禮儀、信仰、語言等方面，有哪些具體的文化交融現(xiàn)象？什么原因促使這些現(xiàn)象產生？

　　滿珂：近年來，我陸續(xù)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典型的民族雜居地區(qū)進行田野調查，如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青海省西寧市湟源縣日月藏族鄉(xiāng)、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縣等，當地各民族文化交融與共生現(xiàn)象突出，并在日常生活中有諸多呈現(xiàn)。

　　以飲食為例，甘肅省臨潭縣的回、漢族民眾都十分接受源自藏族的飲食，如糌粑、牦牛肉、曲拉、酥油、蕨麻米飯等。回族民眾也借用一些漢式食物，如月餅、湯圓、粽子等。

　　除自然環(huán)境條件、經濟互補合作等影響因素外，民族之間廣泛而較為深入的文化交融現(xiàn)象，很大程度上是良性民族關系的標志和交往交流的結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的互涉、采借、交融，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經年歷久的互動與持續(xù)影響，這些都必須建立在民族關系相對和諧、包容基礎上。二是彼此認同，都愿意或至少不介意在不違反本體文化基本原則前提下吸收、接納對方的文化要素。

　　中新社記者：為何田野調查地各族民眾不約而同地提到“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滿珂：這是當地各族民眾對于族際關系的概括和表達，意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從文化角度看，各民族文化都是復合型的，如前所述，經由頻繁和良性互動交往，各民族都借用、吸納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就血緣而言，長時段觀之，普遍存在的通婚現(xiàn)象，使各民族血脈相連，骨肉情深。此外，彼此交融的生活，進一步把各民族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不僅涉及飲食、服飾等物質文化領域，也包括價值觀念、禮俗等非物質文化范圍；既與人們的世俗生活有關，也涉及精神世界?！案髅褡迨恰尽谝黄鸬摹?，這句話非常到位地概括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交融狀況。

　　中新社記者：中國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之間有哪些必然聯(lián)系？

　　滿珂：中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如同人體關節(jié)的肯綮和黏合劑一樣，將具有自我認同的各民族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指出，“社會結構要素包括了從微觀到宏觀各層次。如在某一局部微觀/宏觀情境中所發(fā)生的，有時會在另一微觀/宏觀情境中繼續(xù)下去，這些鏈條的累積會構成一個可識別的模式，我們稱之為‘國家’或‘組織’。”具體時間、空間內民族間的良好互動與文化交融，在大時段、大范圍內逐漸累積，最終會形成“國家或組織”，運用此理論，將“國家或組織”換為“中華民族”也同樣成立。所以，各民族的密切互動、深度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成和發(fā)展的前提與基礎，而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共享又會進一步推動其交流交融。

　　中新社記者：在田野調查中，您還有哪些發(fā)現(xiàn)佐證著“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文化上的混雜、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使得中華民族渾然一體”？時代變遷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創(chuàng)造了哪些新條件？

　　滿珂：顧劼剛先生在《中華民族是一個》中曾舉例，“商周時期的主要樂器是鐘、磬、琴、瑟等，但后來它們只能在大型的祭祀儀式中才可以見到，民間流行的主要樂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很明顯是從胡人和羌人中借用的；現(xiàn)在的椅子，原稱胡床，是從匈奴傳入的，炕則是遼金人帶來的；古代漢人上衣下裳，無論男女都穿裙子，如今的褲子則是胡服的一種……”，所以“漢人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現(xiàn)有的漢人的文化是和非漢的人共同使用的。這不能稱為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

　　我非常認同顧先生的觀點，他十分精準地概括了中華民族的形成特點，深刻揭示其“百川歸海、凝為一體”的歷史過程。在田野調查中，我發(fā)現(xiàn)同樣的例子非常多。如在甘肅省臨潭縣，當地回族和漢族女性多戴類似的“高高帽”；回族和漢族使用的漢語方言中夾雜著不少藏語詞匯，如“撒瑪薩”(吃飯)、“嘉同”(喝茶)、“轄包”(朋友)等。建筑風格也兼有回、漢、藏文化要素，漢族也有人家掛風馬旗、豎瑪尼桿等，有的還在家門上繪著藏傳佛教的“南久旺丹”(“十相自在圖”)。藏族家庭鍋灶旁邊也有灶神畫像，有些也貼春聯(lián)和福字。

　　現(xiàn)代生活的發(fā)展和時代變遷，給各民族成員提供了更多交往交流機會，交融也順理成章。以人口流動性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流動性大幅增長。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流動人口達約3.76億人，較2010年增長近70%。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參與度為26.90%，并呈現(xiàn)由傳統(tǒng)聚居區(qū)向非聚居區(qū)擴散趨勢，如此便大大增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概率和范圍，為更廣泛的交融創(chuàng)造了新的必要前提。(完)

　　受訪者簡介：

　　滿珂，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曾赴牛津大學訪學。民族學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yè)負責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負責人。主要從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共同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方面的研究，已發(fā)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成發(fā)展探析——以西北地區(qū)為例》《民族文化交融與民族關系研究——以甘肅省臨潭縣為例》等學術論文、出版《非物質文化遺產：變遷·傳承·發(fā)展》等著作，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民族走廊上的文化交融與族群關系研究》等。